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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权力以精神感染力——对自由理性法权群体的拯救!

2017-04-12 11:15:45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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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权力以精神感染力

——对自由理性法权群体的拯救!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一、从代圣上立言教化万民到独立知识分子

     二、精英没有灵魂,是现时代中国特色的基调

     三、“三权合谋”促成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

     四、知识分子本是坚守自由理性法权的群体

     五、将自由理性法权寓于共生法则之中

     六、“重拾灵魂”必须赋予权力以精神感染力

     七、“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一、从代圣上立言教化万民到独立知识分子

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人,主要是以官家身份扮演代圣人立言替圣上教化万民的角色。这是因为西汉王朝奉行“天人感应”因而“圣人圣上合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中国文化人找到了一条“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仕途经济之路,并且成功地包揽了几乎所有王朝的官职,实现儒家独大准政教合一的“官阶大一统”。

然而,这种准政教合一的官阶大一统管理体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公元前8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伯陽父发现的一个普遍性法则的惩罚,这个普遍性法则就是:“和则兴,同则亡”的共生法则。所以,历史上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態,一旦出现了“排斥异己”的“准政教合一的官阶大一统”局面,也就往往是这个王朝从“和实生物”的兴盛,走向“同则不继”的末路的开始。

问题在于,“以官家身份代圣人立言替圣上教化万民”的文化人,并非西方或者说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意义上作为军政、商界之外,组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的知识分子,非但不“代圣人立言”(这意味着放弃理性“取法于上”),更不会“替圣上教化万民”,相反,知识分子是,代表草根万民的“自由理性法权”,对“圣人之言”进行审视、反思,对“圣上之治”进行合法性、正当性更要进行评判。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智”,比如卡尔·马克思就是他那个时代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中国直到帝国晚期,慈禧老佛爷1905年听了当初恩科头名状元在甲午之战后写出《劝学篇》的张香帅的建议,一夜之间敕令“取消科举”,终于打破“儒家党官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才开始从民间草根读书人中成长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这批知识分子,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中华学术遭遇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于险象环生之际,本其良智、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实践各个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惠及中国百年以至当代的我们(参看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可以说,没有这一批知识分子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以其生命践信“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感染力,就没有现代中国向生而死,向死而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黄埔军校、西南联大、圣地延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辉煌!

二、精英没有灵魂,是现时代中国特色的基调

“知识分子不是自己选择成为对立方的,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在所处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更好、更体面的事可做。当那些具有思想和道德的高尚品格的人要自贬身份才能参与公众生活时,这个社会的秩序便去到了危险的阶段。对人类品格的最大侮辱,是取消让优秀、珍贵的品质成为社会积极力量的机会。当社会到了最优秀的成员被像垃圾般扫诸路旁的腐朽阶段时,结果就会退缩到筹划变革或积极抵抗的境况之中,甚至到了倾覆性破坏和犯罪的地步。”

晨读韦森兄自美国大急流城转来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Voegelin)《政治观念史稿(卷8):危机和人的启示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8:Crisis and the Apocalypse of Man)》这一段话,有些感慨。

这段话用到现时代的中国,即辛亥革命-土地革命之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继续革命”和“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年代至当下的中国,还有没有某种对应关系呢?

毛泽东时代,信奉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光荣”,于是乎,知识分子当作野草般锄掉了;邓小平及后邓时代,信奉的是“发展是硬道理”,于是乎,刚刚春风吹又生的知识分子变身成鼓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委琐地甘愿“自贬身份”并在以砸弱势群体人饭碗、拆弱势群体房屋,集中资源再分包的改革——亦即“社会改恶”的成分大过“社会改良”的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乐得“名利双收”的帮闲!

于于是乎,今日中国真正“具有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品格的人”还剩下几许?我相信,你我身边肯定有,却又往往视而不见,大家彼此彼此拉平拉倒。

2003年SARS期间,我曾为一本杂志偷偷写下这样的卷首语--“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是的,我十分不情不愿地发现:精英没有灵魂,是现时代中国特色的基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態中的最大污点。当行政权力、财富权力、知识权力“三权合谋”(所谓“精英联盟”)快马加鞭急功近利无往而不胜之日,就是精英丢失灵魂之时!

其实,智力高低,并非衡量愚蠢与聪慧的标准。正如朋霍费尔所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稍加修正一下:在信息开放选择自由的社会,甘于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理智的缺陷。我想强调的是:在权利法则被少数人(哪怕都是精英)操纵的社会,思想如果失去良心的支撑,必然倒向利益立场的选项,这样一来,思想者便走向了思想的反面,以精致的罔顾事实的华丽说词,为自己自觉或不自觉的同流合污寻找合理性。于是,思想者(精英们)非但不可能再有创新,而且已然成为没有思想却被权力、财富、知识、犬儒、怯懦、蛮横、自欺、谎言、机会主义臆想……充斥的思想空壳,也自然丧失了思想者自身对于现实生活的感知力,更别说精神感染力!

三、“三权合谋”促成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

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导致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早已碎片化,价值观更是混乱不堪。几十年来,在政治高压、经济利诱、文心浮躁中丢失灵魂的精英们,本能地牢牢拽着“公有=国有=政府有”的“理性法权”招幌,将本属于这片大地上所有生灵的生存、生产、生活资源,亦即人类“自由法权”的基本构成部分(制定《82宪法》的人们做了三件事,一是将1956年以来中共党章不再提的“毛泽东思想”写进宪法,二是取消“工人罢工自由”,三是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统统收归自己名下,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后,原先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由中央政府一台经济发动机,一下变成了五万台经济社会发动机,从中央到乡镇五级政权,大行“三权合谋”的“党政公司主义”或“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强制剥夺人民、国民、公民不可让度的自由法权——拥有生产生活资源(特别是土地)的自由、工作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等等——开启了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口号、以“集团官本位”为推手、以“土地财政”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渐进式改革”!

他们一批批地砸草根弱势群体(国企职工)饭碗,一次次拆草根弱势群体(城乡居民)房屋,“集中力量办大事”——花样翻新急功近利地规划、招标、发包、分包给近亲圈子及“友邦”,谋取天文数量的“租金+税金+外汇”,再以嗟来附庸典当灵魂为条件,举行各式各样的分赃、分羹的世纪末盛宴嘉年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1-2倍以上、高于国民收入2-10倍以上的增长率,雄居世界第一!

“选择性地”实施《82宪法》的结果,毫无悬念——拥有理性法权且“三权合谋”的精英们,是这场分赃、分羹盛宴嘉年华中的最大赢家!

于是,他们腰板粗壮,豪气冲天,老子天下第一,声称“我们养活了13亿人(家奴)”,我们“购买力平价指数”世界第一,我们GDP世界老二很快第一!嘿嘿,外邦、友邦,知趣者同流合污分享我们“渐进式改革”的成果,说三道四(如带血、带毒、带霾的GDP)以我为敌者,便以“13亿家奴”的民族主义伺候之、绑架之,不信试试!我手里有的是资源,而且“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还是“不捞白不捞”,老老实实跟我做生意为妙!

最近三十多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深圳、浦东已经过去,三峡、滨海、曹妃甸未可乐观,于是,雄安、粤港澳大湾又来了!

别笑!14亿人民,不搞钱行吗?官满为患的上层建筑,不折腾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行吗?也别高兴,搞了钱落谁口袋,谁出局谁入局,你说了不算,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别忘了也忘不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改革,从王安石、张居正到当代,都是集团官阶、官职、官本位主导的改革,而非美国进步主义运动那种“以人民为中心”反垄断反托拉斯的改革!

四、知识分子本是坚守自由理性法权的群体

2007年11月我在杭州出席一个国际论坛,与中欧领导人高级会晤机制创立者、前欧盟主席和卢森堡首相雅克·桑特先生重逢,我向他请教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他说,中国如果能更加开放自己的心灵并懂得尊重别人的传统,交流互鉴创新,中国就有了一种全新的形象展示给世界。

于是,在我们交换了各自对于国家实力的看法后,达成一种共识:国家形象高于国家利益!只有当以“谦和勇敢”特征的绅士形象在世人眼里取代了“海盗形象”时,当时的英国,才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国家;当今的中国,只有当“暴发形象”被以“善待他者”(首先是善待本国人民)为特征的从容的幽雅君子形象取代时,中国人才谈得上真正站起来!

前面引述奥地利史学家沃格林的那段话,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为例,评论旧制度、旧秩序何以解体,革命何以应当发生。我们知道,在“革命之后”的中国“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曾经被严重污名。但真实的巴、金二人都拥有高贵的精神品格,而且,他们都有“社会互助论”的共生思想(可以追溯到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三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并一定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孙中山。

人类500年来的最高智慧,是发现“人本身”与人本身“本质的发现”——即以自由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智慧。从洛克到卢梭,从康德到马克思,从巴枯宁到孙中山,从启蒙哲学,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5),遵循的是基于自由法权或自由者之间的理性法则:每个人因理性而是普遍自由的,每个人也因理性而不得不是自由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组织的,每个人都能够自组织起与任何他人符合理性法则的意志相恊调的一切人事物,所以,自由被坚定地自觉为每个人的绝对身份,而且,“活生生”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于是,现代国家世界社会的学理蓝图,即是这样的具有自组织力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参看《共产党宣言》,1848)。换句话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合理、正当的,其尺度与基础全在于是否符合自由者间的理性权利法则(参看黄裕生《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这一自由理性法权,是每个人一切不可让度的诸如占有生产生活资源的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定居的自由等权利的基础。同时,也是每个人拥有可让度的强制权即便每个人可以强制要求他人尊重、承认、保护其拥有不可让度的自由权的基础。无论东方西方,无分种族、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基础,是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人们,为了维护和保障上述不可让度的自由权,而让度出强制权,以建立国家及政府。反过来说,凡是出现一部分人(精英及精英集团)假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侵占人民、国民、公民的那些自由权,特别是自由地拥有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和自由地思想的权利,从而压制人们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和社会自组织力的制度、体制、机制,无论其举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旗帜,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人民可以“以理性的名义”通过法律(如宪法),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动革命予以匡正(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苏东天鹅绒革命)。

这里,我不得不说,在所有关于权力智慧的表达中,只有卡尔·马克思明确且不遗余力地把人民、国民、公民“直接占有生产生活资源的自由”,作为与“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定居的自由”同等重要的反对两极分化的法权基础。

正如黄裕生在《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一文中指出的,当代中国,“三权合谋”丢失灵魂的精英集团,“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依然是建立在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任何一个权力集团,不管它的构成成员选拔自什么阶层,只要它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分解,它实质上都将只是一个特权阶层:它没有边界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使它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其他阶层的利益于不顾,直至损害、剥夺其他阶层的底线利益与底线权利。”因而对“三权合谋”丢失灵魂的精英集团及时加以强制调节和制止是必须的。其强制方式,可以是法治监督、社会革命、改革(含改良和改恶),也可以是“大改良”的和解的方式。

五、将自由理性法权寓于共生法则之中

作为一名从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思想者和共生哲学的提倡者,我的共生思想,首先不是来自间接的文本知识,而是来自直接的生活体验。我当然既不是巴、金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或社会学家,更不是革命的鼓吹者。

而且,业已成熟且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自由理性法则,也不需要,更轮不到我来做吹鼓手!同时,当代世界和中国局势一再表明,自由理性法则,并不能完全处理化解当今世界存在的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文明的冲突,以及环境气候、化核武器、贸易战争、两极分化、非均衡可持续发展等等全球性问题。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我首先关心的是,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即“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本质上属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下行恃强凌弱“改哪砸哪、革哪拆哪”的“社会改恶”的成分,远远大过“人民中心,社会优先”的“社会改良”)之后,又一只脚跨进全球互联的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时代的当代中国,如何走出两千年深陷“两极分化周期率”“批孔尊孔周期率”“黄炎培周期率”三大周期性治乱循环,并将殖民时代、自由贸易时代的“地缘政治的全球化”,融入全球配置资源(技术、市场、资金、劳动的全球配置)时代的“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参看《将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15期即将刊出)运动之中?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将“自由法权”的国家理论,寓于“共生法则”的国家体行共生——搁置任何个人与组织优越性、先进性及其谋求特权正当性的形而上学预设,在所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体认行为中,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实行共生,将自由法权进行到底(参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共生宣言》,2012)。

从过往文明进化的历史看,“体行共生”的动力,大抵有三种方式:一是改良(含博弈、妥恊、契约),二是革命(含改革、变法、大革命),三是和解(谈判、合作、恊同互惠)。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方式有时是单向进行,有时呈交织展开之势。

改良的方式。在英语语境中,improve,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者改善;在中国语境中,以前是与革命相对立的。综合起来,改良,是与“改恶”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既尊重传统价值,又乐意接受有系统、有条理、负责任的改变,具有直接共生价值和社会生態意义,如英国“大宪章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

革命的方式。若是以改革、变法的方式进行,就是重新洗牌,如英国“光荣革命”、彼得大帝改革、美国“独立战争”,中国“辛亥革命”、前苏东地区“天鹅绒革命”;而如果改革、变法发生“共识危机”失去动力,逼到发生社会大革命,则是推倒重来格式化,行动暴烈且痛快淋漓,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人民革命”及最近的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但同时,造成的社会破坏和族群分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合。

和解的方式。是在改良、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重建运动,最典型的历史案例,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社会重建。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第一次执政的共和党人,实行大赦政策,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所有成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实现了全社会大和解,深受国民喜爱。经过全民20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美国社会的重建工作。

社会和解,即是体行共生的开始,和解的动力,来自精神体能强大者富有勇气、智慧、慈悲心和大格局的自信,在今天,必然成为全生態社会建设过程中,最积极的自组织力量。因此,社会和解,社会重建,更是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或者干脆说“大改良”的题中应有之义。

假如我们尘封起过去一百年(对应全球化的殖民时代)、六十年(对应全球化的工业复制时代)、三十年(对应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时代)间,那些痛苦的不愉快的历史记忆,我们真实经验过,或可称之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工商文明复制运动:国共内战结束后的第一个三十年,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取得“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工业化成就,进入联合国;第二个三十年,进行以GDP增长率即“金融资本”为标准的“大发展”,取得“铁公基”为纽带的城市化成就,加入全球经贸体系;如今,全球经贸体系已然问题多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继续“搭便车”、“走偏锋”。接下来五年、十年、三十年,以“全球共生”公约为导向的全球资源配置时代,亦即生態政治的“大改良”时代,势必要在中华大地展开,我们将会取得:城乡公民自治为契约的全生態社会建设成就,贡献全球生態语境下的中国创造和中国梦——一个大中华联邦共生国!

六、“重拾灵魂”必须赋予权力以精神感染力

当代中国与美国“镀金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十分相似,国家也面临三种危害:一是民怨,二是官腐,三是环境污染社会破败。我们的口号是“舒缓民怨,制服官腐,重建社会”,并亟需制定三部法律,一是《国民事权法》,二是《反操纵法》,三是《权力赎买法》。

我相信,中国还有机会实施这样的“大改良”,但是需要发挥全体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人(包括政治家、实业家、思想家)的大智慧、大担当、大格局。也就是说,中国式大改良的可能性,存在于行政权力、财富权力、知识权力三大权力拥有者的精英们,重新拾回丧失的灵魂的过程之中!

而开启这一“重拾灵魂”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赋予权力以精神感染力。因为,精英之所以丢失灵魂,很大程度上,是忘记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即:权力不等于权威,没权威的权力毫无尊严可言!而要让权力富有权威,必须赋予权力以区别,旧世界、旧制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上的时代精神感染力。

反过来看,没有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上的富有时代精神感染力,权力越大、越集中,越具有操纵、垄断性,权力的权威性就越会丧失,甚至加速度丧失,直至发生不可避免的社会大革命(参看《执政党如何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从毛泽东的政治遗嘱与邓小平的政治交待说起》,见《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因此,赋予权力,尤其是赋予集中起来的权力,以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精神感染力,这是一件必须艰苦细致地做而且诚心诚意地做的工作。否则,革命、继续革命和改革开放建立行政权力、财富权力、知识权力所耗费的天量国民成本,就白白浪费掉了。

我要再次重申,将“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的自由法权,寓于共生法则之中,走出中国两千年深陷“两极分化周期率”“批孔尊孔周期率”“黄炎培周期率”三大周期性治乱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共生思想者既不依附于任何人,尤其是“三权合谋”的精英,但也不轻易舍弃任何人,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人(参看《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共生思想排除了对人作是非善恶美丑的形而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中》)。

也就是说,“没有边界的”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机体肿瘤的“三权合谋”的精英联盟现状,必须改变。而且,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必将感知改变、准备改变、参与改变,但是改变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社会大革命的方式,更不是官民对立的“坐轿子与拉轿子暴力易位”式改变,而是要分清行政权力、财富权力、知识权力的边界,限制权力精英联盟的“三权合谋”,三权必须分离、分立,各谙其职。既然如此,现行执政党和行政权力精英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绕不开的既定事实,别无选择,必须面对,而且促进占据资源最多因而最容易化解社会力量的“官家”能量,转换成改变“三权合谋”的能量(参看《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2011;《将既得利益集团转化为改革的中坚力量》,2014)。

顺便说一句,我十分赞赏吴思先生提出的“官家主义”概念,以及他做的“危机驱动政改”的分析框架。但是,两千年来形成的官家政治堡垒的每一次倒台,都是官家内部力量分化顺应社会改变,顺势而为的结果。即使是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了,可“带兵的还是原先的老把式”。真正的改变实际上还是帝国时期1905年“取消科举”打破了“儒家党官阶大一统”,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军政、商界之外,组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的“知识分子”。可惜这一改变也随着“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等政治运动的一再打压,至1990年代后蜕变为执政党官家官阶大一统的一部分,成为“三权合谋”的官家力量。因此,晚清以来,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原子化,各阶层人民、国民、公民悉皆沦为草根弱势群体,即使“官民冲突”造成再大的危机,如果没有“三权合谋”的官家内部代表“正能量”的力量参与顺势而为,包括所谓“政改”在内的社会变革,也难以奏效!当然,这对执政党官家内部作为正能量代表精英们,却潜藏一旦更大危机暴发(特别是外部性压力)可能一起“陪葬”,并连带整个国家社会陷入混乱的风险——包括不得已动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两刃剑,最后葬送的一定是整个执政党官家集团本身。这不就是1946-1949年当时的执政党官家集团的命运么?!

因此,“危机驱动政改”的理性模型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真实的历史运动,还是一个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推动——特别是知识权力拥有者这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重获草根灵魂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执政党官家内部葆有草根灵魂的行政权力拥有者的结合。所以,不管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只要其道德灵魂在,都可能成为推动包括“政改”在内的社会大改良!

七、“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无论怎么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进入全球互联的社会主义生態文明背景下,中国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正在成长,诸多积极的内外张力也在形成之中,发生不发生危机倒逼,都如十七世纪英国诗人John Donne《丧钟为谁而鸣》的诗句所说No man is an island(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而中国与世界都将走向live and let live之社会共生、走向全球共生。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起码不能否认的是,现在作为执政党核心的习近平,还是有东西可说,也有值得说的东西,比如还在做国家副主席时,他就发出“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这一要求打破精英操纵垄断三大权力谋私格局的时代之声,上位后又从提出“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到“以人民为中心”,明确蕴含着“把过去几十年官家占有的人民赖以休养生息的资源,还给人民”治国理念。他在讲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多次直接采用了共生理念(2013年11月2日“21世纪理事会”,2015年5月26日“亚信会议”,2015年10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2016年9月“G20峰会”,2017年1月16日“世界经济论坛”)。而且,习近平本人还有其“打铁还要自身硬”“功成不必在我”个性风格。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本着正面鼓励为主,书写以“人民中心,社会优先;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为历史性内涵的《论“习近平精神”》(On Xi-style)的原因。

我们坚信:从动力学发生机制上看,只要有了这种基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具有生态文明新时代精神感染力,权力者才能创新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旦当权者有了真正的自信,权力有了生態政治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意义上的权威,就可望放下“准政教合一”的包袱,再不必“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包揽一切,以至于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钻空子——明面上用领导指示、政令证明领导指示、政令的正确,然后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寻租敛财,是中国五级行政四套班子的普遍做法,结果导致最高权力实际“政令不出中南海”或者“按下葫芦浮起瓢,还吃力不讨好”的被绑架格局之中。

更重要的是,当权者一旦放下“准政教合一”的包袱,各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及社会各阶层身处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的人民,不就都能顺理成章地充分发挥自己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各谙其位,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了吗?!

陽子2017年4月5-8日于上海复旦大学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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