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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系《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讲座的反馈与回应

2017-05-20 17:05:4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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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六十——“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

201759日下午,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举行。全球共生研究院创始人、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钱宏教授共生论资本论”的对话为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讲座由经济学系主任张晖明教授主持,经济学系高帆、高虹、周宇、陈硕、尹晨等老师及多位同学参加。

钱宏教授从经济学定义应当回到中国《资本论》研究大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老主任漆琪生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提出的“经世济民学”出发探讨了如何将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基础分析,首先,他分别以马克思的愤怒皮凯蒂的困惑为切入点讨论新老资本论异同、各自存在的问题及共同局限,其次分析了社会(资源)资本化资本(财富)社会化两种制序模式特征的演进历程,及其引发的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失衡,同时,由于二十世纪至今,发展主义现代主义遭遇增长、对抗、施恶操控三大极限。钱宏教授认为,传统经济对于人类经济行为处于“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循环”的维谷之中的状况,几乎完全无能为力!

钱宏教授将他的问题归纳为:“社会论”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由此,钱宏提出一个问题,即:新老“资本论”是否遭遇自身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严峻挑战?相应地,经济学的第一显学地位是否将可能让位于社会学?

钱宏教授提出共生经济理论核心是用共生思维驱动创新动力,创建一个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该理论的创新在于将经济学研究对象理性经济人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仨自组织人”,从而把经济学的关注点,从“投资-供需-进出口”转到“生产-生态(交换)-生活”上来,“让生产回归生活”;将经济考核标准从资本的增(减)值转换到能量的能耗(效),从GDP价值参量转换到GDE价值参量;成本结构政府、企业基础上增加社会、家庭、环境,建立五大资产负债总表;经济形态走出市场经济-政府经济周期性世纪摇摆,建社区经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格局。

钱宏教授的报告引发与会师生的思考,会上围绕社区概念的具象化和社区经济的承载体、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的推动力及实现机制和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共生经济理论体现多学科交叉,讲求人文关怀,为经济学讨论范式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2017博研刘入嘉同学报道)

“三大经济形态”共襄生成走出“世纪钟摆”

——复旦大学经济系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讲座的反馈与回应

记录整理:刘之嘉、沈小芳

(已经各位老师审核)

张晖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钱宏老师的报告,以宏大的视野去观察社会,有很多思想的火花和深邃的见解。可以说你是个思想家。今天就资本论与共生论的对话阐述,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尤其是对经济范式的一种思考,包括联系今天整个社会碰到的问题的讨论。因为越来越分工细化的经济学自身,个别的学者所做的工作,在很细的角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真正解决财富增长和人类自身的福利。在新古典综合的范式下,承认政府自身有缺陷。如何解决,可能就绪要有综合性的考察。换句话说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学思维。就像钱老师说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够仅是考虑如何赚钱的,换句话说只是如何赚钱的学问,而且还要有深层次底蕴的、文化的或者说人文的关怀,人类自身的实际的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的思考。

但是,如果说经济学研究工作自身不断分工细化,实际上是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所谓学科是分科治学,分科治学确实对其自身的发展有一种深化促进。但是,分科治学势必会做处严苛的假设。回到实践中,什么都不能假设。关照实践和分析实践遇到的问题时,仅有局限在分工下的研究,就很难很好地解决面对的问题。恰恰是分科治学带来了学术见解的狭隘性,或者说是认识上的绝对化,由此去找药方,必然是忽略了与问题相伴的相关性和外部性因素,也就会引起其他方方面面某种外部的负效应。说到底,回到实践中还是要有大综合意识和治学的人文关怀的底蕴。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恰恰是要探讨未来走向一个三种形态的良性互动。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各种体制条件的不匹配、不协调(同)。比如“十八三中全会”讲全面深化改革当中说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加上从严治党、军队建设、整个国家大概念下的七大任务。这七大任务背后多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够协调,改革的推进措施和体制的发育不同步。显然是存在着经济的单兵出击,经济体系内部也只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就GDPGDP,而经济自身的支撑能力比如说:科技的支撑,资源的支撑,组织方式,自身经济运营体系下的分配制度是否能可持续下去?也是不能够尽如人意。钱老师的共生经济学思维启发我们来关注系统的建构,从而发育这种思想建构是很有指导性和引领性的。

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 您说的三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这三种形态就是未来要并存的的三种经济形态吗?如果是,那这三种形态如何与实际相结合?从何谈起?从何做起?

2、 这三种经济形态与当下有哪些不匹配?有哪些差距?这个差距如何消解?三种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在推进当中推进的节奏,推进的相关条件怎么创造?

3、 您对目前政府和市场的现状概括为政府,市场的“世纪钟摆”,这个概括是有道理。但你从政府市场钟摆当中走出来,走向“社会”,这个社会指的是什么?社会本身由什么来承载的?是由什么力量表现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功能方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最后全表现为阶层呀,阶级呀,当事人呀,或者是某个区域空间问题的区域利益呀。因为我们社会没有发育第三组织,这个社会自组织怎么建构起来?

4、 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说,你说的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我赞同。但你总结出来的三种社会主义形态,这三大类本身,各自又具有什么特质和内容呢?在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在当代,本身究竟占不占主导地位呢?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很强势,当然,社会主义以中国为代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正在成长。由此,只是用社会主义来概况人类社会存在的制度形式演化阶段?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概括方式?就你所提出的资本论对应的是社会论,这个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又为什么在社会论背后对应的为什么就是权利论呢?以至于变成资本论与权利论的关系?

高虹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对于钱老师讲的我很多都不懂,钱老师讲的目前的经济学当中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经济学里面也不是完全回避公平的,只是在分析当中把效率和公平分开来讲了,先考虑如何提高效率来把蛋糕做大,在蛋糕做大的基础上讨论公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讲的。

   2、我们现在做研究,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是很深入,但站在大视野,大格局下是很缺乏的,而在考虑经济政策时,这种大视野,大格局其实是很重要的。

周宇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钱老师谈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三者的关系,现在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在做一个network,把这个概念放在了他们的研究当中,这些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包括社会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等,把很多学科结合起来讨论,您说的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经济学接下来所要做的方面,这是一个大趋势。

高帆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钱老师的这种宏大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从偏哲学的角度去理解经济问题,有几个点我个人非常赞同,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和做研究过程中也有很深的体会。

   1您讲的无论是哪一种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皮凯蒂资本论)都有他的缺陷,尤其同意如你所说的缺陷当中,他们没有解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他讲的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劳动阶级,但是他没有讨论个体是怎么加入这个阶级的,我认为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直到我看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才有另一个角度的理解。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我认为是对的。

   2对于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的提法我很赞同。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形态,至少在您这划分了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实际上对应了不同的语境,也就是他的空间和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单项来看,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最实质的基准还是要做解释的,否则,我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多种形态,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3我非常同意您讲今天我们在做经济研究时,很容易做“市场”和“政府”的概念,但您认为这两个概念对经济生活的概括实际上是不足的,特别是您引入了“社区”来弥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对应,从而将经济活动丰富化了或者说多层次化了。这个我也觉得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有几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因为您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的:

   1)、您把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用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来区分,我觉得这种思路是非常有趣的思路,但我的问题是:从社会资本化走向资本社会化,在走向的这个过程中,推动力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转型?您说是权从顶层往下走,那顶层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呢?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动力来做?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因为它运用到中国来说很实际,您讲的各类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人际关系资本)所有的这些资本要社会化,那这些社会化是如何实现的?他的动力机制在哪里?而且不一样的资本怎么实现社会化?我的理解是有些资本是很容易社会化的,像固有企业通过股份很容易分解到个人头上,但像信任、信誉、包括自然资源如何社会化?我对实现机制很感兴趣,您是方向型的,说哪里需要转型,但转型的动力和实现机制是关键的,否则拿到中国来用,如何与现实对接?

   2)、在您的讨论中间,像权利论从资本论走向社会论再走向权利论。我觉得这里比较重要的实际上是要理解权力和权利论之间的关系,就是powerrights之间的关系,您肯定强调的是rights因为rights跟您后面要讲的社区经济,自组织力有关联性。但现在中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实际上是powerrights有很大的问题,从封建社会一路到现在这个上层对下层的自组织抱有很大的警惕性

(3)、社区这个概念如何具象化?因为经济学分析的时候总要能够把握,比如说至少要找到一些数据去到看的实证层面的变化,比如市场,政府概念很容易找到他的代理概念,那么社区如何在经济学中找到他的载体去比较细致,具象的理解这个概念,而不是仅仅在思想层面在宏观层面上,这个后续可以做一些讨论。我非常关注您的视野非常宏大,古典的,新古典的,新兴古典的,包括杨小凯的这种超边际型的人您都引用起来,我觉得非常深入细致,但是经济学它非常强调逻辑实证语言,我现在看逻辑要拿实践的东西去检验它,这大概就是需要您在研究和叙述中花气力加以对接的地方。

 宏(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各位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主要是抱着对经济学科班专业的敬意,来做这个汇报,真的是意在抛砖引玉。你们的反馈和问题,给我很大启发,我冒昧地归纳,集中到一点,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历史背景、现实动力和方法路径问题。请容我分别回应,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大家的心气儿,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张老师、高虹老师提到的经济学学科研究、科学方法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张老师已经把经济学自身的学科规范需要与现实生活之间可能的脱节,讲得非常到位,而高虹老师举例讲到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开来,其表现就是五六年前有关“广东模式”(做大蛋糕)与“重庆模式”(分好蛋糕)的那场争论,撇开当时争论背后的政治诉求,其实这场争论都失缺高虹老师说的“大视野,大格局”。而这种失缺,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民主与科学”而搁置了“自由与法治”精神以来形成的一习惯性思维。

中国人五四运动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是:以为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好的,就是必照办的,而忽略了科学背后的人文、环境的“隐性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时代性缺陷,这种缺陷,不只是在经济领域,比如,近年以方舟子和崔永元为代表的关于转基因产品的争论,争论双方都没有弄清楚一个前提性问题,即转基因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大自然的转基因就没有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作为仿生学意义上的“转基因技术”,肯定是可以进行研究和实验的,但又肯定存在隐性问题。就像说“发展是硬道理”一样,三十年发展主义的隐性问题(空气、水、土地、两极分化、身心灵创伤),现在终于开始集中爆发了。因为,大自然通过转基因机制丰富生物世界,是一个漫长的全息性优化淘汰过程,大自然有自身修复功能,但是,人类这点儿转基因技术产生的转基因产品,是人类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片面价值取向作出的选择结果,而人的认知必然存在局限,价值取向也会受文化习惯与时代的限制,即:人类运用转基因技术片面选择集中复制,仅仅是个所谓的经济行为(发展主义的划算不划算),是工具主导。经济行为,很难做到“全息”观照,出现问题很难修复。很容易走向大自然让生物世界丰富多彩共生发展的目的的反面。今天,地球许多物种濒临灭绝,就与人类经济行为直接相关。

如果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就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与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正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二,周宇老师从Network网络)角度表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三者的关系,不仅十分有趣,而且为共生经济学链接业已存在的Network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坚实基础。我也注意到,这个由许多(不同学科的)人或机构组成的网络(A network of people or institutions is a large number of them that have a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as a system)参与经济学研究现象,现在大体叫做“网络经济学”(Network ecnomics)。不过,在我的理解中,“网络”本身就是全球普惠配置资源的第三次全球化时代(相对第一次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第二自由贸易时代的全球化)的社会存在方式,而不只是技术变迁意义上经济形态的“网络化”,更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互联网+”或“+互联网”。比如:

1、是去中心、去区域性的“网络化”,成为经济活动必须面对和依赖的外部环境,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仨自组织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和思维方式,从而淡化了“经济社会”依赖“投资-供需-进出口”拉动资本增长的目的性,使“社会经济”回归“生产-交换(生态)-生活”成为可能的目的地,而“投资-供需-进出口”作为工具性纳入“交换”共生的制度范畴,而我这里说的交换的本质,是仨自组织人与人之间的生態互动;

2、网络成为全球配置资源的新质生产方式、生态交换方式,改变了仨自组织人社会经济关系的链接方式,减少了政府性、市场性因素等“中间环节”,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为人们追求成本最低而幸福最高的社区性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

3、“网络”使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社区化趋势,既不完全是原先的个体户形式,也不是先前小农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可能独立于追求投资规模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和追求公共产品最大化的政府经济形态的社区经济形态,从而具有了在网络(关系)社会(相对原子社会)中出现新的规律内容和价值取向,这种新的规律、内容和价值取向,必然要求改变“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社会思想,包括现行产权、税收、就业、金融、货币在内的政策法规,都要重新调整改变到最适于国民(仨自组织人)表达参与、普惠于国民休养生息,以及有利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促进和流通上来;

4、仅是这一研究视角发生改变、研究范围的扩大、参与者学科背景的丰富,就是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社会加权情势我的意思是,周老师提到的Network现象,正好也反映了“资本论”的“社会论”转向。谢谢!

第三,高帆老师的问题都是根本性问题,我理解所谓根本性的问题,在咱们今天讨论的“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语境中,就是新老“资本论”的经济学存在着哲学观照上的缺失、历史逻辑的不足与实践理性的偏袒。

1、我刚才讲到人类的哲学探索,到了19世纪,就从希腊人追求“整体统一”的逻各斯文明、希伯莱人信奉“一神论”文明和中国人独尊儒术的“官家大一统”文明,转向了“关系过程”的探索。具体说,就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促使当代哲学“回到人的真实生存本身”。真实生存本身,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互动与互助。在现实存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要以主体间的关系为中介,包括文化、语言、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主体间性比主体性更根本。主体间性涉及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团组织、以及主权国家的关系,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独存的特色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高帆老师提到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还有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是在这个主体间性的共在意义上,一道奠定了现代经济学中一门新的分支,即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经济学家立足现实生活,而不是沉湎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奥尔森甚至注意到“理性人并不简单等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中进行各种“定量建模”,并得到当代哲学主体间性思维的滋养,就必定会“回到生活”“回到社会实践”“回到现实社会”。

2、但是,主体间性哲学揭示的共在,还不是共生,因为现实中存在两种共在,一是处于沉沦状态的异化的共在,即个体被群体、弱势者被强势者“和谐”吞没,总是有人欢笑有人愁,一是超越性的本真的共在,个体与其他个体、强势者与弱势者间存在着自由、尊重关系。共在,而又不“被和谐”,共在,且又彼此葆有自由、尊重、快乐和幸福,才是共生。这也是利益共同体(Interests community)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ome的本质区别。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从逻辑上对具有共同利益的多个个体集聚起来形成有组织包括个人与代表整体或社会的某一集团、阶级或国家的群体关系进行了考察,从而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与凯恩斯主义一样,指出政府有弥补市场机制失灵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且同时意识到政府也会失灵,因而政策干预应当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依旧是作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亦即分配经济学范畴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依旧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具有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显然,集团、阶级、国家或政府,并不等于社会,而未能完成“社会论”的理论转型。从新老资本论到社会论的转型,需要新的哲学思维,这个新的哲学就是共生思维。共生哲学认为,共生法则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一切生命形式皆为“生而具足而又非独存”,因而共生,是对主体、主体间性以及共在、共存、共容的终极约定;共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秩序和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是对生态文明阈值的最后审美观照。

3、我用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因为:(1)、这个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2)、“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说明这一点,也是张老师的第4个问题。(3)、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另外,周老师有关社区经济的具象证明和运行机制问题,容我在下面的回应中一起说明。

第四,我把张老师的反馈和问题放在最后来回应,是因为张老师的问题,最具现实针对性和实践理性的意义。

首先,我对张老师作为经济学庙堂之上的主流学者,能够高度肯定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的历史分析框架和“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世纪钟摆”这一人类经济活动困境的形態判断,表示敬意和感谢!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和形態判断,直接关系到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张老师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次,张老师提的4个问题,无论是对于阙立共生经济学的学科地位,还是对于还原Economics在中文语境中“经世济民学”的政策制度实践含义,具有建构性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论”或“社会哲学”中的“社会”如何理解?以及以“社会”为根基的“三种经济形態”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与做?请允许我先“班门弄斧”对“社会”“社会主义”和“共生经济学”作一点概念陈述。

1、说到“社会”,我想起200797日中央舆情局要就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的意见,我既非上海的,也非社科界的,但是被特邀参加这个“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9人之一。我当时建议,党的17大明确提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业已实行了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说的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指的是:政府主动积极扶持社会成长,特别是社会自组织力建设。这包括学、商、工、农、兵、知、市“七民”各自成长为“仨自组织人”(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组织文化人),主动有序构成“三大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展开生产、生活、生态的可持续生息循环。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贫穷社会主义命运,是三十年前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那么,“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也是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持续而又极不平衡发展这一实践理性的必然思路。就是说,当下中国走出维谷的出口,在于又一次坚定、果敢、智慧地实行工作目标重心的转移,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合“以GDP增长率为纲”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参量,提高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我特别强调,“有社会”的社会一词,可以追溯到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是个体与个体的组织、团体形式,“社”是指团体、组织,“会”是指用来聚集的地区,个体聚集成组织团体并占据一定的空间、地方或区域,就是“社会”,即英语society之意。那什么是“社会主义”?主义、原则(-ism)的意思,就是优先位置,资本主义的本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本义,就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把资本放在首要位置,来吸纳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去砸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阶段与阶段、形态与形态的区别,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凡有生产、生活、生态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价值理性的引领之下。这次座谈会后来刊登在当月28号的《社会科学报》上,而且“社会建设”四个字也确实首次出现在17大报告之中了。其实,我当时心里装着一个从一国营厂车间主任下岗后开出租车的司机的话,大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了!经济已经与老百姓无关,完全变成了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学问本事人精于算计的‘游戏’了!所以,无论怎么玩,都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心愿幸福无关。这叫什么社会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出租司机的话,不只是对我们的现行“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而且可以说一语道破了“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确实偏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长陈岱孙说的“经世济民学”的本质规定,而沦为复旦经济学系老主任漆琪生指称的“指示营利致富的途径”之“货殖学”——货物、通货增殖之学。那么,这个货物、通货的拥有者,当然是占有国民生产生活资源信托权的“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学问本事人”(行政、资本、知识精英联盟),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回到“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源还给人民,主动扶持人民、国民、公民重建晚清以来被一再破坏的社会上来。而新老资本论的分配经济学,也要相应地转换为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

2、刚才我已经讲了共生经济学的八个特点,就不重复,这里还是从这个概念的构词词源上作一点说明。“共生经济学”的起因,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与赵启正先生的通讯中讨论“生態文明”和“生態经济”的参量,应当与“工商文明”和“工商经济”形態有所不同时提出来的概念。当我201068日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第一次讲述把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注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时,受一年前应《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一书作者杨鲁军邀请为之再版作序言时的启发,我就想为这个新兴的经济学造一个英文单词,即Sym-bio-nomics.这个词由“共生论”(共生主义)Symbiosism和经济学economics组合而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词头“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已经有“社会”(society)的意味;二是中间的bio”,意为“生物”及“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三是后缀“nomics”,意为“经济学”(economics),和合而成英文Symbionomics来对译“共生经济学”。所以,共生经济学,这在其概念构词中已经注定了是“社会论”的,也是“经世济民”的,而且既是具有哲学意味,又能具体化为政策制度实践。

3、说完了“社会”“社会主义”和“共生经济学”的概念构成由来,现在来重点说说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如何与实际相结合?

首先,提出以“三大经济形態”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世纪钟摆”的思路有其现实背景。今年要召开19大,但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2012年的18大。那一年7月,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主题是“顺势而为,体行共生”)。18大后不久,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给海淀区一个干部培训讲“Symbionomics ABC”,我在做PPT时,将18大报告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概括为八个字,叫“生態统领,共生为魂”。这句话就是:把生態文明建设贯通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政建设的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当然,我理解的生態文明,是相对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言,具有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内容与保护自然资源双重含义的历史递进关系意义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而不只是保护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生態文明”(Conservation culture),不只是“绿色”,因为在我的观念中,每一种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的文明,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灵魂,如工商文明的灵魂,是“权利(智慧)”(Rights),而生態文明的灵魂,就是“共生(智慧)”(Symbiosis),用共生智慧、共生思维来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资源(含人自身)的生態文明,这里的调节,包括化解当代中国与世界日益严重的“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的冲突”五大冲突。唯其如此,才能称得上“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这是提出三大经济形態的一个背景。

其次,共生哲学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由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20091010日,我与老朋友胡德平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期间胡德平问我: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我即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我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提高了公民、社会的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应有多大?而这“三大自组织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理论,正好对应着“三大经济形態”。

“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生态统领,共生为魂”论之,三大自组织力与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格局是这样的:公民自组织力的“表达参与最适化”(或休养生息普惠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常生活运行的基础,也是社区经济形态的基本动力机制,而社区经济形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底盘底座;有了这个底盘底座的稳定,与社会自组织力对应的“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了劳动价值(含思想价值)、分配价值、消费价值意义上的资本论之忧患;没有了资本论之忧患,与政府自组织力对应的“公共物品最大化”的政府经济,就有了守护保卫作为底盘底座的社区经济的目标方向,同时,也就有了扶持监管作为资本增殖的市场经济的工具手段。

为达成这一关系格局,中国执政党还需要完成自身机体的“瘦身去瘤,培元固本”,这个不展开了。

4、三大经济形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与现实根据是什么?当下与这种新经济学思维有哪些不匹配?有哪些差距?这个差距如何消解?三种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在推进当中推进的节奏,推进的相关条件怎么创造?

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别人该如何如何做——还是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老套路!结果,一方面是越喊创新就越出不来创新;另一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乃至重大原始创新,却怎么也过不了精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审批程序”——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态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的创新!

生态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将现行经济运行的投资方式、供需方式、经贸方式,转换到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

当局内人,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和美国的“局边人”们,早已针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和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态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态”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方向(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态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09.03http://t.cn/RVAr1qN)。

对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结合包括“局内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态布局,从结构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超越后工业社会: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a、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败落”和“城市病”的问题,而美国照样也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衰败”的问题,中美这一共同问题的交集,必须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态意义的方法路径,才能加以解决;

b、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亟需找到新的突破口;

c、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2、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乡村-社区建设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

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

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等等,也应和“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

3、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以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将以中国为标志

5、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

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试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健康态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态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

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营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特别是农业经济(含休闲农业、文创经济),由于其经济职能承担着“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奖农劝稼,稳固国本”这一国民休养生息的前提,也是社区经济范畴。社区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三大经济形态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最后,“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进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最优)要求。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

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态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2017年5月9日现场

2017年5月15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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